因为这件事梁漱溟同他彻底翻脸

01

冯友兰（1895-1990年），字芝生，河南南阳唐河县人。中国哲学家、哲学史家。

在汉语词汇中，“哲”是聪明，是智慧，属于层次很高的字眼，所谓哲学就是启发智慧、使人聪明的学问，

所以，象牙塔中的哲学家会与众不同，常常沉湎于思考之中。1937年南京沦陷，武汉告急，西南联大于1938年2月中旬开始搬迁。这天，汽车经过边境凭祥的城门时，司机特别提醒大家，不要把手放在窗外。别人都听从照办了，只有哲学家冯友兰听了这话，便思考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，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，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。没等他考虑清楚，左胳膊便因放于窗外而被城墙撞伤，已经骨折了。

这就是哲学家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。

“文革”中，冯友兰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“批斗”，现场红旗飘飘，群情激昂，他却在心中默念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；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”

晚年的冯友兰耳目失聪，自称“呆若木鸡”。大家问他长寿的秘诀，他仅以三字奉告：“不着急。”

他曾经比较他和金岳霖的异同，说：我们两人互有短长，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，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。

冯友兰与金岳霖同庚。1983年，适逢88岁“米寿”（米字拆开是八十八），冯友兰写了一幅对联送给金岳霖：“何止于米，相期以茶；论高白马，道超青牛。”上联的意思是期望彼此能活到“茶寿”（108岁），下联则是对金岳霖逻辑和论道方面的赞叹：论辩比公孙龙的“白马非马”论要高；论道则超过骑青牛的老子。

这评价高得有点吓人了。但冯友兰一生中有几部书，是中国哲学的顶尖著述。像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上下卷，分别写成于1931年、1934年，由美国人卜德（DerkBodde）翻译为英文。卜德在《冯友兰与西方》一文中说，此书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。上卷刚刚出版，清华大学就把它列入《清华大学丛书》。当时，清华丛书的入选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，审查者都是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，冯友兰这部书的主审者是陈寅恪和金岳霖。

20世纪60年代，冯友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，书名叫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，出版了前两册。这两册书，后来被冯友兰完全抛弃。

晚年，冯友兰重新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。此时他已年过80，视力、听力均已出现障碍，全靠记忆指导学生协助自己编书。但他顽强地支撑到了1990年7月，在他95岁生日到来之前，将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最后一册杀青。四个月后，冯友兰与世长辞，走完了自己的人生。

在其哲学著作中，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四种，即：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、天地境界。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时，蓄留长髯，身穿长袍，颇有道家气象。一次，他去授课，路遇金岳霖，金问：“芝生，到什么境界了？”冯答：“到了天地境界了。”两人大笑，擦身而过，各自上课去了。

几十年后，冯先生的境界却退步到了功利层面，进“梁效”，捧江青，成为抹不去的污迹。

冯友兰曾撰联“阐旧邦以辅新命，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，便是他周旋于功利的最好的注脚。

02

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中，有两位先生可以不用讲稿就把课讲得出神入化，一位是哲学系的冯友兰，另一个就是经济系的陈岱孙。

冯友兰讲“中国哲学史”，除本系学生外，外系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，将一个100多人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。冯先生有些口吃，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。

当哲学不受干预，可以自由发挥的时候，冯友兰的思想，也可以迸发出瑰丽的火花。

冯友兰认为，所谓民主就是“少数服从多数”，实现民主的办法就是选举，“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，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，那就是‘多数’”。“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，那就并没有民主。”

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国民党独裁统治招致民怨沸腾，要求实行民主、宪政的呼声日益高涨。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召开会议，公推冯友兰致信蒋介石，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尽快立宪。信中写道：睹一叶之飘零，知深秋之将之。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，以致失去人心，故本党得以成功。前事不远，可为殷鉴。据说，蒋介石看罢“为之动容，为之泪下”，不久，复信西南联大，表示同意信中要求，实行立宪。

给蒋介石的陈情书写完后，教授们颇为赞赏，雷海宗对冯友兰说：“即使你写的书都失传了，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。”

能传之不朽的，还有冯友兰执笔写成的西南联大校歌：

万里长征，辞却了，五朝宫阙。暂驻足，衡山湘水，又成离别。绝徼移栽桢干质，九州遍洒黎元血。尽笳吹，弦诵在山城，情弥切。

千秋耻，终当雪。中兴业，需人杰。便一成三户，壮怀难折。多难殷忧新国运，动心忍性希前哲。待驱除仇寇，复神京，还燕碣。

1939年秋至1940年春夏之交，陈立夫以教育部部长的身份，三度训令联大务须遵守教育部核定应设的课程，统一全国院校教材，举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。此项训令的目的，当然是想加强政府对高等院校的思想统治。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，抵抗驳斥陈立夫的三度训令。这封措辞说理俱臻至妙的“公函”的执笔者也是冯友兰。

1946年4月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准备北上复员，并决定在原址留碑纪念。五月四日，西南联大师生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后，到校园后山举行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”揭幕式。碑文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撰文、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刻、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，被称之为“三绝碑”。冯友兰写的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》，被公认为可与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比肩的文章，被史学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“不朽文章”。

冯友兰在联大碑文里写道：“并世列强，虽新而不古；希腊罗马，有古而无今。惟我国家，亘古亘今，亦新亦旧，斯所谓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者也！”

03

冯友兰年轻时向往革命，参加过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。

有一次，清华接到当局的一份学生名单，要学校把这些学生交出来。当局派部队围住了清华，要逮捕这些学生。刚吃罢晚饭，梅贻琦打电话叫冯友兰去他家开会。冯刚要出门，有两个学生要进来，他说：“好吧，请进来吧。”到了梅家以后，才知道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，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。梅贻琦说：“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，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，等着随时应付。”然后梅贻琦就往城里打电话，请求援助。后来找到当时的市长秦德纯，他过去是宋哲元的幕僚，秦找了宋哲元后，军警才撤离了清华。等冯友兰回到家里，那两个学生也走了。

冯友兰后来回忆说：“任载坤（冯友兰妻）对我说，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，在沙发上睡着了，发出很大的鼾声。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，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。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。”当年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：“我们从梅校长家出来，已将天黑，大家就按校长的话，分头躲避。我自己是躲在叶公超教授家里，像姚依林当时躲在冯友兰教授家里……

1947年，战局日趋明朗，南京政权摇摇欲坠。冯友兰正好在美国，有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。他说：“俄国革命以后，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，称为‘白俄’。我决不当‘白华’。解放军越是胜利，我越是要赶快回去，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，中美交通断绝。”

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夕，冯友兰拒绝搭机南下去台湾，并以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，竭诚迎来了共产党。他弟弟冯景兰问他走不走？他回答说：何必走呢，共产党当了权，也是要建设中国的，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，你是搞自然科学的，那就更没有问题了。当时他心里想的，还是社会主义“尚贤”那一套。

再后来，世易时移，才知道立身的环境，已与过去大相径庭了。

04

冯友兰第一次与毛泽东接触，是1949年10月。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，他也写了一封信，大意说：我过去讲封建哲学，帮了国民党的忙，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，学习马克思主义，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、方法，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。

从此，冯友兰一直处于被改造中。

1951年，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，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介绍冯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《中国哲学史》和《贞元六书》。外交部得知后立即致电代表团，说此介绍有问题，要求冯于适当时机更正。此后，冯友兰在加尔各达访问时，在演讲中应外交部的要求说：“中国革命成功，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。”

50年代，开展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，冯友兰多次检讨交待，甚至不惜上纲上线，以有说无，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。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，在运动会中过关较快，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，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，帮助冯转变。一进门，金先生就大声说：“芝生啊，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，可要彻底交代呀。”说着，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。

1966年“文革”从席卷校园开始，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。随即，工宣队进驻北大，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，俗称“蹲牛棚”。每天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报数，并同时大声说出自己的政治帽子，冯友兰个头较高，排在头一个，最先报数：我叫冯友兰！是反动学术权威。红卫兵说：“不行！重报！你这是避重就轻！你是反动学阀！”冯便改口：“我是反动学阀。”洪谦先生由于害怕，怕也说他避重就轻，就说：“我叫洪谦，反动学阀！”红卫兵说：“不对，你还不够格，你是反动学术权威！”洪吓得连忙改口。

冯友兰在牛棚里受折辱，但饭照吃，觉照睡，早餐是一窝头，两大碗玉米面粥，一分钱的咸菜丝。咸菜不少，一般人都吃不完，唯独冯友兰不够。经郭兰芳提醒，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的咸菜，红卫兵瞪大眼睛说：“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，你还吃两分钱的，你怎么吃这么多？”冯答：“我……我吃的多。”后来就卖给他两分钱的咸菜丝了。

红卫兵抄冯友兰家时，71岁高龄的冯友兰，被命令站在院子里的凳子上。四周墙壁上贴满了标语大字报，到处都是封条，衣服也封起来了。天冷了，封条不敢拆，冯友兰就披条麻袋御寒。他的输尿管不通，腰上挂着尿瓶，被拉去批斗，打倒在地。游街时连连跌跟头，爬起来又继续走。为了斗他，甚至成立了批冯联络站。

直到1968年秋，他才被允许回家，算是宽大处理。冯友兰觉得奇怪，为什么突然对他宽大了呢？后来一个友人悄悄告诉他，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，提到他和翦伯赞时说：“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，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。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，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，还得去找他。”

05

文革中，冯友兰能熬过来，与夫人的扶持密不可分。冯夫人任载坤，长冯友兰一岁，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法科，后转入哲学门，学习中国哲学。结婚后，便完全放弃自己的事业，全身心支持丈夫。因为有夫人的悉心照顾，冯友兰在家中就是一个“甩手掌柜”。有人说冯友兰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。

那几年，北京大学常开各种批斗会，不管和哲学系是否相关，只要丈夫出席，冯夫人总是不离不弃，跟随前后。批斗会有时要开到深夜，冯夫人就一直守在门外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她会很有礼貌地敲门询问：“你们批完了吗？”

随着历次运动的轮番进行，冯渐渐调整心态，最终从天地境界又返回到功利境界。

1971年，冯友兰执笔写诗，托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转达毛泽东：“普救物者无弃物，善救人者无弃人。赖有东风勤着力，朽株也要绿成荫。”后冯友兰又写《咏史》诗，颂扬毛泽东和武则天：“主席关怀如旭日，万众欢呼胜夜寒”。“破碎山河复一统，寒门庶族胜豪宗。则天敢于做皇帝，亘古反儒女英雄。”

1973年，“文革”中的批林运动转向批孔。冯友兰紧跟形势，写了两篇批判文章，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。不久《光明日报》加上编者按予以转载，《北京日报》也转载了。冯友兰没想到这么受重视，听谢静宜告诉他说：有一次会上，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，毛主席听到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，马上要看。谢立即找来交给毛主席。毛主席看后，拿笔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，就在报上发出来了。

因为此事，梁漱溟同冯友兰彻底翻脸。

此前，梁漱溟在冯友兰家中聚会，相谈甚久，临别，冯友兰借《论语》说：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。”没想到刚到秋后，冯友兰竟发表文章批孔。

梁漱溟回忆说：“在‘批林批孔’运动开始后不久，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，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，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，我心里很不舒服，便写信批评他，要他答复我为何这么做。不多久，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，悄悄地同我见面，叙述他的理由，包括他的苦衷。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，批评他不对。但他当面向我作了解释，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。人各有志，且各有所难，律己可以，何必强求于人呢！”

冯友兰后来被拉入四人帮的写作班子“梁效”，据说文革结束后，冯夫人曾埋怨他说：天都要亮了，还在炕上尿了一泡！

冯友兰晚年在自传《三松堂自序》中，对自己一生的治学和做人、成绩和污点做了反省。他总结自己的后半生说：在“解放以后”，也写了一些东西，其内容主要的是忏悔，首先是对自己在四十年代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。

无独有偶，郭沫若在文革尚未发动时，也曾沉痛检讨说，“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，严格地说，应该全部把它烧掉，没有一点价值”。郭、冯二人用类似的话，表达了相同的心态，是同一压力下的恐惧产物。

06

冯友兰90诞辰，设家宴请任继愈、张岱年、李泽厚等名人参加，也请了梁漱溟。梁不仅没有赴宴，还给冯写了一封信，大意是北大旧人惟我二人存矣，应当会晤，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，故不愿来参加寿宴。而且信无上款，按冯友兰的理解，“窥其意，盖不欲有所称谓也”。也就是说他不愿意称冯为“老同学”或者“老朋友”，耻与为友，故不题上款。冯友兰仍对梁之耿直深感敬佩，且复函说，“非敢有憾于左右，来书直率坦白，甚为感动，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”。

冯友兰毕竟有自知之明，并不因为老友梁漱溟不来赴宴，而心生怨恨。是值得肯定的，这也使他远离了小人行列而跃升到了人生的第三种境界。

1990年11月26日，冯友兰病逝，距95岁寿辰仅差9天。

对于自己的身后事，冯友兰是有评价的。他为自己预拟的95岁寿联是：“二史释今古，六书纪贞元。”概括了他一生的著述。

据说在西方大学中，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，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是第一本必读之书。

来自另一种声音的评价当然也是有的。胡适曾言：“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（冯友兰字号）右者”。

何兆武说：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，……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，而且有失身份。

客观而论，作为一位精通哲学和历代儒学的大师，冯友兰的后半生，是在彻底断绝独立思考、陷入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循环噩梦中度过的。

网上有篇文章《谈冯友兰现象》，认为冯先生“可以沉默而主动表现”，其行可丑，是怎么都抹不掉的。作为本文的结束，我们且将他的看法引述于后。

冯是讲理学的大师，理学最重的是气节，也念兹在兹所谓的超功利境界。而他的人生，苍黄反复，朝秦暮楚，恰恰构成了最大的反讽。

冯先生肯定不是大奸大恶，但是他的问题在于，没有人格，也没有真诚。当“理学大儒"，是滑稽的反讽；作知识分子，是操守有亏；为普通人，是德行有欠。大概也因此，同是劫后忏悔，巴金可以得到原谅并广受敬重，冯先生则注定千夫所指。

“积毁可销骨，空留纸上声”。旧事重提，不是要谴责他，而是要引以为戒：搞文化的人，一定要珍惜羽毛，注重操守，独善其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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